邓稼先几几年发明了氢弹(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用了)

1967年6月17日，55年前的今天，中国在西北戈壁滩上空成功地投下第一颗氢弹。

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对于亲身参加氢弹研制的人来说，这段往事历历在目，永远存在于他们的记忆深处。对于他们来说，比起宏大的官方叙述，那段经历充满了难以忘怀的生动细节。

蘑菇云是怎样形成的呢？它先是起来一个不大的“伞头”，接着奇迹出现了，从那个“伞头”中心向上蹿出一朵白云，相比之下，原先那块云就显得发灰了。这白云迅速扩大，成了一个大“伞头”，把原先的灰云完全覆盖了。同时“伞柄”也在上升，最后形成一朵巨大的、纯白色的蘑菇云。

蔡抱真 口述

摘编自《亲历者说「氢弹研制」》

0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 口述

老于给老邓打电话：

\”我们抓到牛鼻子了！\”

从莫斯科毕业回国后，我进了当时的核物理研究院理论部，部主任就是邓稼先。

当时，理论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相互之间不称头衔，只以老小相称。我觉得这不仅是个称呼上的问题，它是一种温度、一种氛围！显示了这个单位人和人之间和谐、平等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一种团队建设形式。

我第一次与邓稼先的近距离接触就是氢弹原理试验。氢弹的物理反应有几个阶段，比原子弹更复杂。我们小组的任务是核试验诊断理论计算，就是通过核试验的测量数据，判断里面发生的是不是氢弹爆炸。这就涉及一系列物理量的测试项目。全当量氢弹爆炸威力大，需要高空爆炸，为了保险起见，理论部决定先做一次低当量的氢弹原理试验，为爆炸试验人员提供可参考的测量与判断依据——什么量程范围算成功。

突破氢弹原理时，整个理论部的人，没有谁具体知道氢弹的结构和原理，以邓稼先等为代表的当时的领导就采取学术民主的方式。年龄大的四五十岁，年轻的二十来岁，大家坐一屋子，不论年龄、职务、资历，谁有什么想法就直接上台说，因而当时叫“鸣放会”，允许大鸣大放。这样一来，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你来我往，几十种想法就出来了。大家提出的想法经过分析，最后归纳了四个有可能成功的方案，由于敏带领一些人去计算。

杜祥琬（右）与于敏

我们常看到于敏一副眉头紧锁的样子，是因为他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思考问题，为此还睡不着觉，要靠吃安眠药，有时要吃两片。老于和老邓一边研究思考，一边写成讲义给大家讲课。经过计算，最后判断其中一种可行，老于就给老邓打电话“我们抓到牛鼻子了！”当时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老邓一听就意会了、高兴了，氢弹的研究就是这么来的。

摘编自中国核工业 《研究大宇宙与小原子的“先生”们》

02

吕志清 口述

轻材料成型难题惊动了周总理

我毕业之后被分入二二一厂102车间轻材料压制成型组（当时叫做老三组），是102车间的王牌组，对氢弹来讲，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组。

记得当时组内有33人，大约有22个知识分子、11个工人，武胜是我们的组长，带领我们日夜奋战。当时我们的资料基础非常薄弱，对材料没有认识，只有一本苏联出的小薄书《锂和它的物理化学性质》，大家只知道材料易燃易爆。我们组分为三块，小型组、大型组和铸造组。第一批材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玻璃瓶子装着，外面用向日葵杆芯做缓冲。由于对安全性没有太多认识，大家其实还是比较怕的，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对它的性质认识相对多一点，所以也更加责无旁贷地冲在一线。

随后102车间临时成立了一个安全组，专门针对这个原材料的安全性做了很多实验，比如材料粉尘中如果有一个闪点，达到一定浓度就有可能造成爆炸，大家就会想很多办法解除隐患；比如用手套箱做一个密闭容器，来试验出它的一些特性，以进一步保证安全。

之后，我们才进入材料预生产阶段，尝试大零件的制作。这其中，宋家树副主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总是以身作则，带着大家处理问题，出了很多点子。

轻材料成型制作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大的问题，其中一个比较困扰大家的就是“粘膜”，这种材料和很多有机物及金属都会发生反应，当时原材料很贵，一次要用几十公斤，粘坏就报废了。于是大家挖空心思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涂层、镀金、镀银、镀铬等等方式我们都尝试过。这事当时还惊动了周总理，总理曾经问过：你们那个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经过很长时间的开发和改进，我们终于用比较经济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还获得了当年的科学大会奖。

摘编自中国核工业 《“搞定”第一颗氢弹的轻材料》

03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 口述

\”如果能成功，你要说出来为什么成功\”

从决定要突破氢弹开始，我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氢弹的原理试验工作，主要负责核武器实验中近区物理测量。当时九院的总负责人是邓稼先，他明确告诉我：“老王，如果能成功，你要说出来为什么成功。如果失败，那是更艰巨的任务，你要说明失败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这次氢弹试验采取地面实验，因为所有的测量设备都在地面，聚焦对准爆心,有利于安排的物理诊断测试项目，然后才能分析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实验。我们有500米、1000米、1500米的地下工号，工号顶上都是探头，探头都对准爆心，有六个确保项目一定要保证测量到。当时任务很艰巨，大家都全力以赴，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当时有一个项目，就是要用光学的方法看到氢弹的动作。200米高的铁塔要通过光学的方法看进去本来就有困难，再加上那时已是12月份，天寒地冻，玻璃上会结霜。那时我是室主任，组织上就把解决玻璃结霜的任务交给了我。等插雷管的同志把雷管全部插好，我把窗玻璃擦干净，薄薄地抹上一种透明的油，以防止结霜。完成之后，大家一起下了铁塔，回到指挥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可以引爆了。

试验后的工号损坏严重，

但我们要进去取出

记录着宝贵数据的底片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引爆试验非常成功，而且发现威力比理论设计的更大。大部队撤退之后，现场只留下了7个人，我是队长。我们7个人要负责去地下工号取测试的结果。众多的探测器通过电缆把测到的信号传到地下工号，记录到示波器里，这样才能知道中子、伽马、X射线等的波形以及时间宽度等一整套的数据。

试验过后，从直升飞机上往下看，200米的铁塔已化为乌有，工号破坏得很厉害，工号顶也受到损伤。再看看工号的铁门，都已严重变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进到工号里面取出记录着宝贵数据的底片。

\”拿到你们这个数据，更有信心了。\”

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和安全帽，第一梯队是防化兵部队，边开进边监测剂量进行汇报。第二梯队是工程兵，他们的任务是打开铁门。当时的场面很震撼，尘土飞扬。我们是第三梯队。我们分乘两辆吉普车，路面被毁坏得很厉害，坑坑洼洼，吉普车司机用最快的速度往里冲。汽车很颠簸，一次次把我们颠得脑袋顶到顶棚，撞得头都麻木了。

核装置爆炸以后，防化兵和取样作业队冲进放射性沾染区取样

到达工号后，我们迅速从吉普车上跳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提着铅罐往里冲，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把底片放进铅罐。这些操作全是在没有灯的地下工号完成的，事先已经演练过无数遍，早已烂熟于心。

胶卷冲洗出来之后，我们不仅用数据说明了成功的原因，而且还说明了威力比理论设计要大的原因，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等都高兴得了。当时于敏跟我说：“老王，原来做这个实验心里还有点拿不准，敢做不敢做都是个问题，下了决心去做，现在拿到你们这个数据，更有信心了。”

摘编自中国核工业 《我亲身经历了氢爆和三次地下核试验》

04

杜祥琬 口述

当晚老邓开心得喝醉了酒

1966年12月，我们按照邓稼先的安排从上海去新疆交数据。当时，从上海到新疆没有客机可坐，需要坐绿皮火车。正值“文革”时期，火车走到宿迁时被强行停下来耽搁了两天，我们再坐火车去都来不及了。碰巧，当时的副院长朱光亚要坐专机到试验基地去，就让我们搭乘自己的专机，我们才及时赶去了基地。

在基地，我们住和工作都在一个帐篷里，里面是铺着木板、上面放上帆布的大通铺，晚上我们在大通铺上睡觉，白天就在上面工作，利用试验前的时间再一次复算理论计算的结果。没有计算机，我们只能用计算尺、手摇机，一秒钟大概算几次。临近试验的最后几天，我们搬进试验场附近由解放军搭建的帐篷，一个帐篷三个上下铺，住六个人，夜里很冷，需要生起一个小煤炉子。在那里，不管领导还是我们计算数据的，大家一心一意就是想让试验成功。

氢弹爆炸仅凭外观无法判断是否成功。凭靠氢弹爆炸涉及的两个速报项目的测量数据，试验一结束，我们就确切得出了成功的结论。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意味着半年后全当量的氢弹爆炸试验就很有把握了，于敏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说那就是氢弹爆炸。

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以后，《人民日报》喜报上12月28日新华社《新闻公报》

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实际开端应该是1966年12月28号——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时间，但这又不能公开说，朱光亚琢磨了半天，在报告里写了一句话“中国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周总理同意了。当晚老邓开心得喝醉了酒，他长期承受着巨大压力。第二天开了简单的庆功会之后，我们就在现场开始讨论下一步的全当量核试验应该怎么做。回到北京后，整个理论部的人都跑到食堂会议室去开会，大家都希望赶在法国人前面做成氢弹试验。

摘编自中国核工业 《研究大宇宙与小原子的“先生”们》

05

梁淑贤 口述

大家鼓掌欢呼，

我的两只眼睛才全睁开了

轰-6甲型飞机空投下氢弹

氢弹空投试验的那一天，我们集结坐在白云岗一个小山坡上等待“零时”，观摩氢弹爆炸。上级要求我们戴着墨镜，背朝爆心，背朝着投弹方向坐在那里。可到了起爆时间却没有动静。大家说怎么回事啊？工号里的机器都开了怎么没动静呢？看着飞机转了一圈要走，我说，糟了！飞机怎么不投弹又跑了？不久飞机转了一圈又重新飞来了。大家说差不多该投了，我们几个人赶紧讲，别看啊，把眼睛照瞎就麻烦了。

我们都背朝爆心坐着，一会身上感到一股热气上来了，热得慌。然后有人就回过头来，我说别着急回头，把眼睛烧坏了。我回头的时候戴着墨镜，两只眼睛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想坏了一只还剩一只。等我转过头来，看见一个圆圆的亮点，太好看了，太阳就在旁边。只见那个火球慢慢地变大，然后把地面上的土都卷起来，形成一朵白色的蘑菇云。看到远处地面像烟雾似的，实际上不是烟雾，是卷起来的土。这时大家都鼓掌欢呼，我的两只眼睛才全睁开了。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

摘编自《亲历者说「氢弹研制」》

06

梁淑贤 口述

喜报贴到了大门口

到达志愿军司令部的第二天，王淦昌就急于开展工作。试了一下，他发现带去的便携式计数管不能工作，心里一沉：“如果真是仪器的毛病，可就前功尽弃了。”

核武器的中国道路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用时最短，一个是花钱最少。但关于研制费用，许多老百姓也有误解。

有一次，我去一个宾馆参加核数据大会，吃饭的时候，旁边一位参加其他会议的女士一听我们是跟核有关的，立即抱怨说“都是你们搞核试验，把国家的钱都花了。”得知对方是上海人之后，我告诉她：“你知不知道宝钢花了多少钱？我们研制核武器花的钱还没有宝钢多，只用了美国2%的研制费用。”

1967年6月17日，我国氢弹试验成功，当天晚上北京街头散发《人民日报》喜报。因为那一次公报里面写明了氢弹试验成功，大红字印在喜报上面。上午氢弹试验成功，晚上就印出喜报在大街上散发。有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私下得知了我们这个院子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就把人民日报套红的号外贴到了我们院门口。

摘编自《亲历者说「氢弹研制」》

55年前的那一天，我国西北上空升起的蘑菇云惊动了世界。如果说氢弹是不可控核聚变，代表着核聚变的昨天，那么人造太阳就代表着可控核聚变，代表着核聚变的明天。

55年后的今天，核聚变的科研探索道路上，一代代核工业仍在钻研。2020年，作为可控核聚变的科研方向——中国“人造太阳”环流器二号M（HL-2M）在成都建成并放电。新一代“人造太阳”“茁壮成长”，给未来的能源革命带来无限希望。

策划｜杨金凤

编辑｜张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