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为什么会失败(人民公社的优点和弊端)

很多读者仅凭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评价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殊不知这种评价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问题就是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要对农村改革作出客观的评价，必须从当时我国整个社会背景出发，经过广泛地调查研究，充分占有具有代表性的资料，经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个人经历的主观认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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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客观地理性地认识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什么会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载入宪法，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家庭承包责任制从出现、试验到推广的整个过程，才能明白农村改革为什么冲破大集体僵化体制，走上家庭承包双层管理、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发展道路。

一、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拨乱反正中开始探索农村改革之路

经历了长达十年内乱的中国，要想尽快发展经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改善民生，就必须对过去的“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消除其影响和后果。更重要的是调整生产关系，对趋于僵化的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调动亿万人民的建设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是经历了一场灾难之后的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这种觉醒更是体现在高层领导的决策中，也融汇在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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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次全会强调要改革高度集权、以行政管理为主、缺活力的经济体制。以便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使社会王义经济蓬勃地向前发展。邓小平在会上会上指出，改革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然后逐步推开。会议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提出农业生产可以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这是后来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掀起农业体制改革浪潮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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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央改革思路相一致，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也同时在实践中率领农民，在农村进行了改革试验。

1978年，安徽省遇到百年未有的大旱灾，土地干裂，农村有些地方群众要靠解放军汽车送水到村才能维持生活，秋种时节遇到严重困难。在严峻形势下，安徽省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拨乱反正，纠正农村工作“左”倾错误的同时，决定把集体无法播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被称之为“借地度荒”政策。

“借地度荒”政策一下子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各地区出现了全家男女老幼齐下地的生动景象。他们采取点种、干埋麦种等办法，终于完成了秋种任务。这年11月，天公作美，下了一场透雨，借地农民普遍获得了好收成。在借地唤起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启发下，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突破了旧体制的限制，采取包干到组和包产到户等做法进行农田管理，从而克服了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不存在了，极大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安徽省委支持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这种创造，并在滁县、六安专区和凤阳县进行试点。

与此同时，四川省委，针对四川省农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极大破坏的现实，在全省农村实行了“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扩大农民自留地，支持农民搞包产到组。

在安徽四川两省省委领导下，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开始实行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试验，揭开了我国农业体制改革的序幕。这样，我国的改革就以安徽、四川农村为起点，拉开了我国改革的大幕。

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给农村带来勃勃生机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中，1979年1月两个文件下达，文件中突出地规定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等内容。这些政策规定，大大地推动了农村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试验。

首先是安徽省，在这两个文件推动下，从1979年1月起，扩大农业体制改革的试验范围。这个省在实行生产责任制搞得比较快的肥西县和风阳县进行试验，允许生产队打破土地管理使用上的“禁区”，实行“分地到组，以产计工，统一分配”的责任制。有些生产队则继续进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试验。到1979年冬，全省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到生产队总数的61.6%。

四川省从1979年1月起，进一步鼓励一些生产队进行“包产到组”和“以产定工、超额奖励”的试验，并在全省扩大这种试验的范围，到1979年冬，全省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生产队总数的57.6%。

与此同时，云南省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区推广包产到组的管理责任制，广东省在农村社队普遍推行“五定一奖”的经营管理制度。

从1979年1月起，《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上述四省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改革试验，并指出这是我国农业体制改革的最初实验。

正是这些省和县排除改革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以后，农村面貌就发生了显著变化。

以贵州省为例，1980年，贵州省98%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一实践效果之好，出乎人们的预料。农业产量一桩桩突破或接近贵州历史最高水平的消息接踵而来，展示了贵州农村的崭新气象。1980年，贵州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29.6亿多斤，比上年增产5.7亿斤、成为建国以来第二个高产年。油菜籽入仓达2.9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畜牧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全省生猪饲养量达到1355.7万余头，比上年增长6.4%，出栏肥猪460万余头，比上年增长15.8%，创历史最高水平。大牲畜发展到463万余头，比上年增长11.4%。生产的发展，使贵州农民的贫困面貌很快改观。1980年农民人均分得粮食473斤，比上年增加52斤；自营部分人均收入粮食91斤．比上年增加23斤。两项合计，人均占有粮食564斤，比上年增长16.3%。这年农村人均纯收人（包括分配收人和家庭副业收人）达到167元，增长23.1%，创历史最高纪录，“手中有根，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成为贵州农民多年未见的景象。

从全国来看，在推行以包工、包产到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期间，1979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8.6%，1980年在不少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了2.7%。两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5.65%，农业呈现出勃勃生机。

三、双包责任制不胫而走及其成功试验，最终冲破大集体的僵化体制

从上述的部分农村改革实践证明，以包工、包产到组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在生产指挥上实现了因组制宜；在分配上解决了作业组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如何从根本上克服生产管理上过分集中的弊病，解决农户和农户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未找到恰当的管理形式。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责任制应运诞生了。

安徽省的凤阳和肥西两县、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搞得最早、发展最快的县。1980年这两个县实行“双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达到95％以上。“双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每个农户的切身利益同完成承包农活的成效结合起来，因而更大地调动了每个农户的人力和财力，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所以成效更为显著。如风阳县1980年粮食总产量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79年又增长了14.2%，完成征购粮任务1.1亿斤。这个历史上“十年倒有九年荒”，打着风阳花鼓去要饭的地方，出现了许多“一季翻身”“一年翻身”，走向富裕的生产队和农户。肥西县1980年41万亩麦子总产量达到1.36亿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9年增长13.4%，18.7万亩油菜籽，总产量达到3千多万斤，比1979年增长1倍多。成倍增长的产量和生产丰收事实，极大地影响和吸引着周围县的农民，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经验不胫而走，到处有人仿效。临近安徽的外省县，有些干部借安徽省的农业文件学习，也仿效着搞起包产到户的试验来了。

在推行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遇到重重阻力的重要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支持农民搞包产、包干到户的实践活动。他在1980年5月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风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对于打破一些人的思想僵化和畏惧心理，无疑地起了重要作用。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会后将这个纪要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儿个问题》的通知形式下发各地。这个通知写道：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通知还特别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上述中央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过去批判包产到户的那种“左”倾错误，并且明确肯定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也是一次理论突破，它对于解决包产、包干到户问题上的争论，统一人们的思想，推动农业体制改革前进，有重大意义。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贯彻，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迅速由1980年占全国生产队的50%，上升到1982年6月占全国生产队86.7％的规模。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合作经济新体制，代替旧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趋势，已势不可挡。农业体制改革的大变动，终于冲破重重阻力，迅猛地向前发展了。